日本把自己的竞争力问题误认为是货币问题。几十年来，日本央行抗击通缩的努力使利率和汇率保持在了低位，而在维持巨额持续财政赤字的过程中，政府支出补贴了需求。
结果，不具竞争力的公司因此得以维持，而有竞争力的新公司被剥夺了崛起所需的资源。作为一个国家，日本正在被超越，其生活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徒们帮助日本走向没落。
现在，日本的通货膨胀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然而，最近卸任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行长的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并没有为此庆祝。他在2013年上任时曾誓言要重振通胀。事实证明，通货膨胀可能是坏事，它损害了而不是恢复了家庭需求。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前往东京，为如何重振日本经济提供建议。
其基本观点是，通货紧缩抑制了家庭需求，因为它使持有现金有利可图。反过来，企业对资本支出——增长所需的主要长期投资——变得犹豫不决，从而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
解决办法是印足够多的钱来引发通胀，这将扭转人们的心理，恢复家庭需求和资本支出不断上升的良性循环。
Ben Bernanke提出了用“直升机”撒钱来防止或应对通缩的著名想法。2008年，Bernanke在担任美联储(FED)期间领导了美国的这一政策。他的继任者在大流行期间更积极地采取了这一措施。其灾难性后果不难看出。
将日本的经济问题简单地解释为消费者心理问题是灾难性的。1992年，日本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四倍，比美国高出四分之一。现在与韩国持平，不到美国的一半。
由于将竞争挑战误诊为心理问题——即通缩预期抑制了消费，而消费反过来又延长了通缩——央行行长们决定将货币政策当作一剂改变心态的药物来使用。
由此产生的零利率政策和巨额财政赤字补贴并延长了许多缺乏竞争力和负债累累的公司的寿命。日本基本上冻结了其公司结构，使其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数字革命。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主导了半导体和消费电子行业。它处于领导数字革命的完美位置。当诺基亚在20世纪90年代主导手机行业时，日本公司仍在为国内市场生产出色的手机。但到了2007年，当苹果推出iPhone(随后又迅速推出了Android智能手机)时，日本企业开始步履蹒跚。日本的经济衰退已经根深蒂固。
但日本不仅失去了在半导体和消费电子领域的主导地位。许多日本传统上有优势的行业也被中国接管了，比如化工、炼钢和造船。通过将数字技术融入制造过程，中国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塑了许多传统行业。
无论是在尖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日本都落后于竞争对手。这就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通货紧缩仅仅是一种症状。当像黑田东彦这样的央行行长被视为在为日本的衰落“战斗”时，无能的企业和政治领导人可以自由地无所作为。
与日本一样，韩国的大型工业集团主导着经济。但1997年的金融危机清除了许多依靠政治关系生存的低效企业集团。虽然前首相Junichiro Koizumi曾试图改革日本的银行体系，但日本从未进行过必要的企业清洗。
由于中央银行为统治精英提供了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日本避免了必要的手术，而是采取了顺势疗法。
它的长期停滞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贫困率已从1985年的11%升至2020年的16%，每7名儿童中就有1名生活在贫困中。